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安东尼·戈特利布（Anthony Gottlieb）写道，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常基于对大学生的调查，他指出：“美国大学生，无论他们有多么迷人，都只是智人（Homo sapiens）的可笑替代品。”
生物医学研究也可能存在类似的偏见：研究对象在性别、种族和民族方面并不总是能全面代表所有患者群体。那么，为什么临床试验中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如此重要呢？其中一个好处是，纳入多样化的研究对象群体，能帮助科学家揭示遗传因素与生活方式之间有时微妙但又至关重要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可能导致疾病。
有时，种族与某种疾病之间的关联是直截了当的：例如，泰-萨克斯病（Tay-Sachs disease）是一种由15号染色体上的基因缺陷引起的致命性遗传疾病。该病的发病率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后裔中远高于其他人群。由于每个人都有两个该基因的拷贝，如果父母双方均携带该缺陷基因，其子女患泰-萨克斯病的概率为25%。
临床试验中的多样性是否是理解肝病的关键？
但大多数情况下，疾病并非由单一基因引起，而是受遗传和生活方式因素的综合影响。理解为何某种疾病会对特定民族群体产生不均衡影响，可为研究人员寻找治疗方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考虑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这是一种脂肪在肝脏中堆积并影响全球约四分之一人口的疾病。在某些情况下，肝脏中过多的脂肪可能导致炎症、纤维化和永久性肝细胞损伤（肝硬化）。当肝脏中的脂肪含量高于正常水平且与过量饮酒无关时，就被称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该疾病的一个亚型称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其特征是肝脏内脂肪含量高且伴有炎症（肿胀）和纤维化（瘢痕形成），导致肝脏变硬。随着时间推移，NASH可能发展为肝硬化，这是美国第12大死亡原因。
由于诊断方法依赖于排除法且诊断工具缺乏统一性，估算NASH的患病率并非一门精确科学——尽管针刺活检被视为“金标准”。然而，研究人员已能通过磁共振成像（MRI）等影像学技术更广泛地估算NAFLD的患病率。
由于研究聚焦于招募多样化的患者群体，研究人员现已知NAFLD在西班牙裔人群中更为常见。例如，一项研究发现，NAFLD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中的患病率最高（21.2%），其次是非西班牙裔白人（12.5%）和非西班牙裔黑人（11.6%）。
但它也与肥胖、2型糖尿病、血脂异常和高血压有关，辉瑞公司肯德尔广场分部研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临床负责人妮塔·阿敏（Neeta Amin，药学博士）表示。
有些人可能认为，某些典型的西班牙裔文化饮食可能导致肥胖，而肥胖与NAFLD和NASH有关。但阿敏表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很多人认为脂肪肝疾病只是通过改变饮食、增加运动量并实现长期生活方式改变就能解决，”她说，“但我并不确定生物学证据支持这种观点。这是一种并非严格由表型决定的疾病。你可能身材苗条、体格健壮，却患有NASH。并非所有患者都符合单一病理模式。”
要更好地理解NAFLD与种族之间的关联，临床试验需要纳入更多多样化的患者群体。这就是为什么多样性是阿敏团队设计的全球性、IIa期、剂量范围试验的优先事项之一。在这项正在进行的试验中，阿敏和她的团队不仅根据受试者是否患有NAFLD来跟踪招募情况，还根据性别、年龄、种族和民族来跟踪。阿敏表示，研究中纳入的试验站点选择考虑了美国疾控中心（CDC）发布的肥胖症和2型糖尿病患病率“热力图”。
